AI之父离世,对未来意味着什么?另一种AI,我们该如何理解?

2025-10-12 11:15:35 作者:Vali编辑部

一生充满传奇经历的AI先驱Warren Brodey逝世,享年101岁。这位精神病学家出身的思想家,早在AI曙光初露时,便在MIT探索技术解放人类潜能的道路。他在复杂系统和响应式技术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,为AI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8月10日,信息时代黎明的远见者——沃伦·布罗迪(Warren Brodey)在家中去世,享年101岁。

沃伦·布罗迪(1924-2025)

他凭借其精神病学家的背景,就技术解放人类潜能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思想,在信息时代曙光初露时,为AI等革命性领域的研究铺平了道路。

布罗迪的一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折:他曾参与由中情局资助的超感官知觉研究,曾旅居新英格兰的天体村,也曾在奥斯陆的一家铸铁厂担任工人。

尽管是医学博士科班出身,但布罗迪的思想却天马行空、涉猎甚广:横跨了建筑学、玩具设计、声学和网络计算等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领域。

他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基地,与马歇尔·麦克卢汉(Marshall McLuhan)、尼古拉斯·尼葛洛庞帝(Nicholas Negroponte),以及AI领域的先驱之一马文·明斯基(Marvin Minsky)等思想家交流碰撞。

硬科学与新纪元思潮的交汇

布罗迪的影响力,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顶峰。

那是一个硬科学与新纪元思潮交汇的时期,人们对于后工业时代的技术驱动未来,充满着激进乐观的精神。

他探索着那些只有在那个动荡年代,才能一本正经提出的、近乎狂想的问题,例如:

我们能探索技术,但技术能探索我们吗?

能否设计一个房间,让你更有创造力?

他的思想植根于控制论(cybernetics),这是一种用于研究城市、有机体、家庭和计算机网络等动态系统复杂性的跨学科方法。

尽管控制论自二战结束以来就已存在,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,作为对僵化工业社会的一种反思,它才真正在学术界深入人心。

在华盛顿特区担任精神病学家的早期职业生涯中,布罗迪博士率先将控制论应用于家庭研究。

在研究中,他将家庭视为一个系统,既有其内部驱动力,也受外部系统影响:比如,假如父母工作不顺,便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的动荡。

站在AI研究的前沿

1965年,布罗迪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私人诊所,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接受一份无薪职位,那里当时是控制论和AI研究的前沿中心。

后来,他通过美国宇航局(NASA)的拨款获得了研究经费。

与当时身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许多同仁一样,布罗迪相信,计算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一个抉择:

这些技术的进步,既可以用于加固现有社会,也可能以革命性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人类潜能。

布罗迪并不赞同Minsky等人提出的基于处理海量数据的AI路径。并开始用他的余生,倡导后一种选择。

同时,他还始终警惕着资本主义会迫使人类选择前者的风险。

1967年,布罗迪在为设计理论期刊《景观》撰文时认为,时至今日,我们仍未赋予自身所处环境这种创造性的灵活性:

我们通常所实现的智能是缺乏创造力的、愚蠢的,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福祉背道而驰。我们任由这些僵化的机器繁衍并控制我们。

但他对于AI的前景也并非全然悲观。

同年,在曼哈顿举行的一次数字技术与创造力会议上,他发表了演讲,提到:

新技术为我们生活在个性化环境中提供了新的潜力,前提是我们能挣脱旧有的大规模生产思维模式。

语境即一切:早年经历与思想萌芽

布罗迪于1924年1月25日,出生于多伦多。他的家庭背景并不显赫,但从小就展现出对技术的浓厚兴趣。1940年代初,他进入多伦多大学学习医学,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将技术与人文结合打下了基础。

1950年代,他开始关注控制论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。当时正值冷战初期,人们普遍对技术的前景充满期待。布罗迪敏锐地察觉到,技术不应只是冰冷的工具,而应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桥梁。

当过铸铁厂工人,也曾在中国教书

1972年,布罗迪因对美国感到幻灭并搬到了挪威。他选择在奥斯陆的一家铸铁厂工作,这段经历让他更贴近普通劳动者。他说:“看到工厂里的工人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,我意识到技术必须真正服务于人,而不是反过来控制人。”

20世纪80年代初,他来到中国并在天津大学教授控制论。这段经历让他对东方文化有了新的理解,也促使他思考技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不同应用方式。

布罗迪的晚年生活依然充满活力。他在挪威定期为《Flux》杂志撰稿,继续倡导能够增强人类创造力的技术。他还在奥斯陆技术大学任教,培养新一代技术人才。

他的儿子Benjamin说:近年来,布罗迪博士对AI的发展变得谨慎乐观。

虽然当下的AI,是建立在Minsky博士所倡导的那类大语言模型之上,但布罗迪相信,它依然有潜力成为自己毕生所梦想的那种「柔性的」、能激发人类创造力的技术。